當動物「走進」憲法：全球動保變革與台灣的困境

國際上，德國、瑞士、奧地利、盧森堡、埃及、巴西、斯洛文尼亞、印度及墨西哥等九國已將動物保護入憲。歐盟則特別在「憲法」層次上，將「動物」(animals) 定義為「有情感、情緒 ; 有意識、知覺 ; 會感覺疼痛、痛苦的生物」(sentient beings)。當「動物保護」、「動物福利」納入憲法，各國政府便無法忽視動物的權益，並須制定更具約束力的法規，以落實動物保護。

以畜牧業為例，每年數億隻小公雞因無法產蛋而遭活埋、絞碎或窒息處死。德國將動保入憲後，政府立法禁止此行為，並推動性別篩檢技術以減少殺戮。同樣地，科學研究顯示甲殼類動物能感知痛苦，瑞士於 2018 年立法禁止活煮龍蝦，要求業者先以人道方式使其喪失意識。當宗教與動物權益衝突時，印度憲法規定人類有保護動物的義務，法院因此裁定寺廟不得因宗教儀式宰殺動物。這些案例顯示，動保入憲能促使政府承擔責任，推動政策減少動物痛苦。而在我國動保行政日常中，幾乎只要是動保與其他價值產生衝突，動保行政裁量幾乎都會自我限縮。舉例來說，動保與職業自由保障會產生衝突 ( 限制格子籠的使用影響畜牧主 )、動保與學術自由保障產生衝突 ( 規範動物實驗影響學術 )、動保與信仰自由保障產生衝突( 神豬競賽強迫灌食豬隻至上千斤 )。

目前，動保政策屬於政策理論中很特殊的「道德政策」¹，一方面，因其具高度倫理價值，容易被立法機關制定出空有標準，卻缺乏行政資源予以執行的規範。司法機制可以用來制衡，使侵害動保價值的行政不會發生，但實際上，司法機制受理行政爭議案件時，若遇動保法適用案件不足之處，只能夠透過自由心證進行裁判，在無更上位法律規範下，動保價值常在此時，屈居其他價值之下。若希望修正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，別無他法，只能將動保價值明文訂入憲法，透過憲法中基本國策條款的「國家目標規定」性質，來拘束整體國家機關 ( 趙若竹，2020:21)，包括行政機關，以及它的事前監督機制 ( 立法機關 ) 與事後制衡機制 ( 司法機關 )。在立法機制方面，透過動保入憲，可以為動保行政添薪加火，在司法機制方面，透過動保入憲，則「動物法益」與人民「財產權」、「學術自由」及 「宗教 ( 信仰 ) 自由」保障之法益，彼此相互衝突時，則 ... 司法權即得依憲法第 23 條之「比例原則」，衡量相關法益間之損害與利益大小，做成合憲性判斷 ( 林明鏘，2016:3)。行政機關可以「做該做的事」，主動編列足夠預算及人力 ( 林明鏘，2016:3)，立法機關必須予以支持。

事實上，我國過去便有過將道德政策透過入憲的策略，而矯正行政裁量退縮的經驗，在憲法條文第二次增修時，便曾將保障婦女、原住民、殘障同胞等道德價值，訂入基本國策，此後便使得我國在性別、原住民以及身障領域的行政，得到長足發展。

2022 年，台灣民間團體主張憲法應納入以下條文：「動物具有感知能力，其生命尊嚴應受尊重；動物福利應受法律特別保護；國家應立法避免動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。」倡議動保入憲，並非意圖將動物權益凌駕於人類之上，而是期望未來動保政策不再受行政裁量的限制與退縮，使動物獲得應有的保障與福祉。